文章摘要
谷歌公司在2008年面临反垄断审查和多起诉讼时,高管发出机密备忘录,要求员工在交流时避免猜测和讽刺,三思而后行,以减少可能被指控有问题的评论文本在法律诉讼中曝光的可能性。谷歌的即时通讯工具设置被改为“不予记录”,以删除不慎重的短语。这场运动持续了15年,谷歌试图将删除作为内部通信的默认设置,创造了一种试图将自己的信息最小化的办公室文化。
去年针对谷歌的三起反垄断审判中的数百份文档和证物以及证人证词,揭示了谷歌如何发展出这种不信任文化。谷歌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控制内部沟通,鼓励员工在文档上标注“律师-客户特权”,并总是将谷歌律师添加到收件人名单中,即使信息不涉及任何法律问题。谷歌将即时通讯从默认的法定保存要求中豁免,如果员工卷入诉讼,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打开聊天记录,但很少有人这样做。
谷歌的行为受到了最广泛的批评,三起反垄断案件的法官都严厉批评该公司的沟通做法。主持Epic案的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多纳托表示,谷歌内部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系统性文化,即压制相关证据”,该公司的行为是“对司法公正的正面进攻”。他补充说,审判结束后,他将“追查到底”,看看谷歌内部谁应该为这种行为负责。
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己“认真履行保存和提供相关文档的义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回应询问和诉讼,并教育员工了解法律特权。”该公司表示,仅在司法部案件中,它就提供了“数百万份文档”。但从谷歌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企业界的近藤麻理惠,只是在整理自己的记录和文档而已。但谷歌的这种做法太过全面和执着,以至于造成了它极力试图消除记录的欺骗性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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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AI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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